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蒉延芳，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著名实业家，在沪甬两地创办、经营的工商企业多达20余家。他急公好义，一生行善，是一位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颇多建树、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在关系民族存亡的问题上，他深明大义，胆肝照人。上海沦陷时他拒绝出任伪职。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他甘冒风险参加上海代表团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呼呈和平、反对内战。他是上海工商界应邀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开国大典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建国以后虽年近古稀，他仍不辞辛劳，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上海交通运输业的恢复与发展而鞠躬尽瘁。
少负远志 自学成才
蒉延芳，镇海枫林石门前蒉村（今属北仑区）人，1883年5月22日（清光绪九年四月十六）出生于一个贫苦家民家庭。其父蒉德祚，早年在家务家，仅靠祖传3亩薄田维持一家生计，后去上海一家柴炭店当出店（送货杂务工），在蒉延芳12岁时因病去世。蒉延芳是他的长子，仅在家乡私塾读过几年书，因父病故而中途辍学，帮助其母料理家活和家务，从小就经受生活的磨练。尽管他读书不多，但少负远志、聪明过人，在同龄孩子中显得较为成熟。在他14岁那年（1896年）就告别家人，随其史姓表史到山东青岛去谋生，在同乡开设的宁波新顺记南货行北号办庄当行栈学徒。因手脚勤快、办事认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英文及商业知识，博得店主的器重，满师后即被留在店里做职员。1902年，经友人介绍，他来到乡音缭绕和充满商业活力的大都市——上海，进入德商亨宝轮船公司当职员。由于他精明干练，处理得体，加之在对外往来中恪守信用，深得亨宝公司客户——直隶井陉矿务局负责人的赏识，1907年受聘任直隶井陉矿务局及北票煤矿驻沪经理。1910年他又抓住机遇，进当时上海最大的运输企业——中华捷运公司当职员。此时，他通过自学，已能用英语对话。并由于他刻苦钻研业务知识，迅速成为交通运输业的行家里手，加之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1918年任中华捷运公司总稽核。辛亥革命时期，曾与李平书、虞洽卿等一起支持上海地区起义活动。
开拓航运 抱负初展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受人欺凌、宰割的局面仍无改变，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常使蒉延芳忧心国事、愤懑不己。在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与“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他决心以改变祖国落后面貌为己任。正好中华捷运公司推派他去欧洲各国考察运输事业的发展情况。他就把自己的抱负同公司交付的任务结合起来，“周历各国，所至辄调查其富国利民之道，闻见益广”。欧洲各国发达的交通运输业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从中、欧对比中感悟到，我国经济落后的主要症结之一，就在于交通运输产业之落后。
欧洲之行，不仅使他开阔了视野，更使他认识到发展交通运输乃国家命脉之所系，他以后就把自己的一生同交通运输事业紧紧相连。1921年，他从欧洲考察回沪，被推举出任中华捷运公司总经理。他利用这个经营舞台和上海的独特条件，针对我国水陆交通相互脱节的现状，努力开拓轮船、长途汽车与铁路站点衔接联运的业务，使水陆贯通、货畅其流，既方便了工商各业，又使公司面貌迅速改观。由于当时运输条件差，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现象严惩为减少托运客户的经济损失，他在1925年独资开设了信平保险公司，承接托运客户的担保业务，然后再向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转保，使保险与运输业务结合起来，受客户欢迎。由于信誉卓著，有关业务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3年比利时银公司来沪开展业务，聘其任该公司顾问兼五金部经理，代理比利时钢铁业联合社在华销售业务，使他在大宗钢铁与五金进口贸易中获利丰厚。
抗战胜利初，黄浦拖驳公司聘请蒉出任总经理。他抓住当时国内运输市场需求旺盛之机，采取添置船只等一系列措施，又以良好的服务与信誉迅速打开局面。到当年年底，已拥有70余艘船舶，成为沪上颇具实力的一家航运企业。
创办鱼行 扬名外滩
1926年，苏联派商务代表来沪谋求开展贸易业务。蒉延芳闻讯后想抓住这个商机，力排商界人士中某些疑虑，率先与该代表洽谈进口大批苏联萨门咸鱼的业务。双方签订合同后，他即派海轮三艘赴海参崴接运咸鱼到沪，卸入十六铺货栈仓库。时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久，反共、反苏活动甚嚣尘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某些人对蒉胆敢做这笔生意十分恼火，竟然勾结商会中的败类，以“反日会”名义将这批咸鱼诬指为“日货”，以抵制日货为借口把刚入栈的咸鱼全部封存。面对国民党的威胁、恐吓，他毫不畏惧，请了律师据理力争，并将苏联出口证明、订货合同、海关进口税单等摄影制版刊登于上海各大报刊，一时舆论为之哗然。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某些人员理屈词穷，只得同意将鱼货予以启封。但因此事被拖延的时间过久，仓库里咸鱼大多霉烂，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卑劣行径，蒉延芳不但不为所屈，反而在十六铺一带相继开设源大、大成、源昌等8家鱼行，继续经营苏联萨门咸鱼进口与国内销售业务。因经营有方，营销对路，获利丰厚，蒉本人也成为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鱼货行老板，被同行推举为上海鱼市场常务经理。从1937年起，他还兼营从加拿大进口的青鲇咸鱼。
大展鸿图 兴办实业
蒉延芳为人正直，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与社会良知。当他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金后，就开始致力于“实业救国”活动，并从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凭借浙江兴业银行的经济实力，果断地投资开发房地主；二是投资创办或参与经营纺织、造纸、制药、面粉等20余家工商企业和金融业。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房地产价格成倍上涨，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一个“黄金时期”。浙江兴业银行（上海著名的经济实力雄厚的“南三行”之一）总经理徐新六，在1929年请他出任该行董事兼新开设的地产部经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蒉到任后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开拓，锐决心书经营，进行了大宗房地产开发。当时他发现上海静安寺、西摩路（今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一带，市面渐趋繁荣，发展前景看好，大胆买进大批空置土地，建设沿街商业用房、民用住房和与之配套的菜场等设施，推向市后受到了广大用房欢迎，新开发的房产销售一空。仅此一笔即获利约100万元，使“浙兴”房地产投资成倍增加，成为该行业务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谁知好景不长，“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房地产业一蹶不振，市场一片萧条。当时地价暴跌，许多空地无人问津。蒉不甘心无所作为，在困境中发现了商机，他在虹口斯高塔路（今山阴路）、狄斯威路（今溧阳路）一带亲置土地上，建造了大片三层楼四层楼住宅，以代廉租金开展租赁业务，部分住宅供浙江兴业银行行员居住，再一次取得成功，使浙兴里、浙兴菜场等名扬一时。在市场萧条的形势下“浙兴”房地产业务一枝独秀，仍然保持了稳步发展。
蒉延芳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他有过人的胆识与魄力，善于抓住机遇开拓业务，还在于他能为租房者、购房者着想，努力满足客房的不同要求，从而赢得了客房、赢得了市场，使业内人士为之刮目相看。他本人也因而成为当时房地产业的权威人士，获得了上海房地产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府土地估价委员、公共租界工部局房租公断委员、中英协会常务理事等多项桂冠与荣誉。
他在30年代的上海，投资创办和参与经营的工商企业，有光中造纸厂、中华毛纺织厂、美伦毛纺织厂、中国国货公司、捷成杂粮行；在宁波，有太丰面粉、宁穿汽车股份公司、永耀电力公司等十余家企业。投资规模虽不算大，但体现了他一心想“实业报国”的一个夙愿，他把“救”字改为“报”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抗战胜利的喜讯，更使他雄心勃勃，精神振奋，准备大干一场施展抱负。经他积极筹划、多方联络又相继投资创办与经营起黄浦拖驳公司、裕商仓库公司、浙东银行、南通大生纱厂、和新纱厂、丽来化学制品公司、沙利文糖果公司、中国水产物品公司、九福制药公司、茂华地产公司、鸿兴袜厂、瑞裕钱庄、上元企业公司、浙海渔业公司、中国渔业公司、越东煤球公司等10多家工商企业，连同在此之前参与创办、经营的工商企业多达20余家，成为活跃在沪上经济领域中的著名实业家和社会名流，“日理万机……夙为群流所景仰”。黄浦拖驳公司的成功经营更使这家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沪上著名企业家李铭、厉树雄对他信赖有加。当厉树雄离沪赴港时，即将自己在沪众多企业悉数交由蒉经营；浙江兴业银行也将其曾控股的云飞汽车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等交由蒉经营。他的经营才干与崇高信誉由此可见。
急公好义 一生行善
蒉延芳一生爱国爱乡，生性豪爽慷慨。他常为沪甬两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奔波操劳，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是三四十年代享誉沪上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深为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热情所感动，自愿担任抗敌后援会义务工作，积极支援前线将士的物资供应以及对后方难民的安置事宜，不辞辛劳，穿梭于前后方之间，收容、遣送难民达10余万人，直至淞沪抗战结束。上海“八·一三”搞战爆发，他又毅然投身于抗日第一线，会同计健南等人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大华路口设立第十一伤兵医院，日夜救护前方受伤将士。由于日寇在占领区肆决心书烧杀掳掠，大批饥寒交迫的难民涌入租界，他又全力投入难民救济安置工作。初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总务组长，潘公展离沪后即由他任代理主任。他不但出钱出力，还日夜奔波，办起了许多收容所，挥汗安排难民的衣、令与住宿，先后收容难民达40万人之多。之后，他又组织遣送部分难民回乡生产，为留沪难民达40万人之多。之后，他又组织遣送部分难民回乡生产，为留沪难民设置生产自救工场、难童学校等。协会连年所需的数百万元经费，多半由他设法筹集，倾注了他对受难同胞的全部挚爱。直到1941年底日军进占租界，该会被迫解散，他将难胞受善安置定当后始告结束。赵朴初先生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救济工作》一文中，曾高度评价蒉在难民救济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于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他也无不奔走效劳，捐募垫款，尽心尽力。他曾兼任四明公所董事、四明医院及济民医院董事长、上海市商会副理事长、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社会公职，为造福家乡和旅沪宁波同乡济难扶困不遗余力，受到了宁波同乡的普遍尊敬，曾配合虞洽卿会长致力于宁波旅沪同乡会举办的教育事业，到抗战前夕共开办小学10所、在校学生达3460名，抗战期间这些学校或毁于炮火，或被占用，无一幸免。抗战胜利后他又为复校积极奔走，到1947年已复校6所，在校学生达2520人，还办起了安心中学与宁波职业学校，成为同乡会成就最显著的一项工作。
对于造福桑榇的善事，他也乐善好施、关怀备至。1933年，他协助张继光等人参与了建造宁波灵桥的筹资活动；联合张继光等15人集资70万元，创办宁穿（宁波至穿山）汽车股份公司并任董事长，续建宁横公司（宁穿线盛垫站至横山），使宁穿、宁横两路在次年7月同时通车，改善了宁波东部的交通条件。抗战期间，四明医院（今曙光医院前身）病舍不敷，经费无着，蒉接任董事后，勇于任事，尽力承担，添建病房，改善设施，邀请宁波名医吴涵秋出任院长，使医院治疗水平明显提高。还对宁波同乡中贫病无靠者施诊给药；赤贫病重者住院者住院治疗时免费供给医药、膳食，一旦病故给予棺木觅地埋葬。这些举措都受到宁波旅沪同乡的广泛赞誉。
1948年12月3日，在我国航运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亚轮沉船惨案”，2000多名同乡罹难。当时政局混乱，招商局等有关各方相互推诿，对事故善后一推了之，使罹难家属群情激愤，乃至抬棺游街，国民党竟出动军警弹压。蒉延芳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一次挺身而出，为遇难者仗义执言，以“宁波同乡会”名义组成“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并担任主委，负责处理罹难者打捞、认领、安葬、赔偿诸事项，奔走于各方之间，竭力与政府当局及招商局交涉，终于促使招商局拨款救济死难者家属，责成招商局派轮将遇难者遗体运沪、给棺受殓、派“江顺轮”装柩赴甬归葬故土、允许死难者家属免费搭乘该局客轮奔丧，一场罕见的海难事故才告平息。
为民请命 不辞艰险
蒉延芳一生致力于“实业报国”活动，向以无党无派人士自居，国图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但在关系民族存亡的问题上，是非分有，大义凛然。在日军侵占上海期间，他作为一个社会名流，傅筱庵等人多次邀请他出任伪职，被他坚拒，保持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经常参加他的同乡好友、著名民主人士盛丕华、包达三等人在红棉洒家举办的“星期聚餐会”，聆听许多进步人士的言论、见解。从而对共产党的建国方针和国民党的反共人民本质，有了较深的认识，思想日趋进步。
1946年6月，上海各界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两党与美国特使呼呈和平。包达三、盛丕华认为蒉社会声望高、政治色彩淡，当工商界代表十分合适，于是前往动员。蒉深明大义，欣然接受盛的邀请。消息传出后，有人好意劝阴，也有人游说施压、阻挠其成行。蒉对之不为所动：“我已答应丕华先生，岂能食言”，坚定地表达了他为万民求和平，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心态。
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余万人在北站游行欢送。蒉延芳在欢送会上激动地方：“我老了，我从未有参加过政治活动，除了做慈善事业外，我没有在群众面前说过一句话，现在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把心头的话告诉当局，请他们不要打内战”、“中国一定要和平，再打下去，工商业都打垮了！中国必然打亡了！”
代表所坐的列车自北站开出后，一路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与干扰，当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部分代表还遭到殴打、侮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一时舆论为之哗然，连在沪的外国报纸也纷纷著文抨击国民党践踏民主的行径，指出蒉、盛等“也参加请愿，说明国民党已民心尽失”。蒋介石慑于蒉的社会声望而不敢对他贸然下手，甚至还假惺惺地在单独接见这位宁波同乡时说：“你们都这样爱国，我岂敢落后于人！”妄图把内战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党，蒉当即对蒋慷慨陈词，表达了上海各界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
1946年初秋，周恩来、邓颖超到上海亲自走访了蒉延芳，并与他促膝晤谈，对他热心公益、为和平奔走，“颇予嘉奖”。他在晚年曾一再提起此事，可见对他影响之深，使他日益倾向革命。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遭致国民党特务的忌恨，在上海解放前夕蒉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幸获中共地下组织及时通知，避居于逸园（今上海文化广场）附近英商太古洋行安德鲁家中，直到上海解放。
福国泽民 殆难数觏
1949年9月，他应邀赴北平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历任第一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华东生产救安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内河航运局局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等公职。虽已届古稀之年，仍经常赴江、浙、皖、鲁等灾区视察，深入了解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组织灾区求援工作。
1949年秋，宁波市区迭遭国民党飞机狂炸，损失惨重，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以蒉为总会长、盛丕华为副会长的“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展开大规模募捐救援活动，并组织周信芳等演艺界发起义演募捐，共募得21亿元捐款和各种物次3万余件，超过预期目标20倍。
他还经常深入上海航运企业调查研究，运用自己长期从事航运业的丰富经验，为建国初期上海交通运输业的恢复与发展作出贡献。上海解放初期，他在1950年3月召开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他任总经理的黄浦拖驳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时，他愉快地接受组织安排，但任公私合营上海拖驳公司董事长、上海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他一生力戒奢侈，一贯保持勤俭创业、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戚再玉于1947年9月曾撰文赞赏他：“经营范围之广，福国泽民之大，环顾国内，殆难数觏。”
1957年8月8日，蒉延芳因胃部大出血，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