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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红枫没有凋零
http://www.zhxww.net 2010-6-9 14:30:52 点击:[] 镇海新闻网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了一阵枪声,中共党员朱谌之和国民党的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一起倒下,他们为解放台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05年10月11日的《参考消息》用了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两岸追寻朱谌之遗骸内幕》的综合报道,有朱枫烈士在刑场上最后拍的照片,也有马英九在2000年8月参观“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的照片。60年过去了,朱枫的遗骸虽然至今还未找到,但烈士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出身富家,拜师沙孟海

1905年11月22日,朱枫出生在镇海税关弄一家报关行内宅。原名启英,学名贻荫,小名桂凤;后请沙孟海大师改名谌之,字弥明,朱枫是她参加革命后的用名。她父亲是当时镇海的一位大渔商,母亲姓陈,是当地一家报关行老板的独生女。

朱枫自幼聪慧好学,9岁时就读镇海县立女子小学(现已改名为镇海实验小学),学制7年。毕业后就读宁波竹洲女师,与陈修良是同学,两人都是班长。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一起参加了因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所引发的学界风潮。

1926年,朱枫21岁,女子师范毕业后在上海的一户人家里任家庭教师。与早期参加革命的陈修良等在上海重逢,得以结识沙孟海,拜师研习书艺。因笔法大有长进,受到老师称赞。

    一年后,她远嫁到东北奉天(今沈阳),丈夫也是镇海籍人士,是兵工厂的大技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夫返回镇海,用4000元大洋购买了在鼓楼一带的住宅。但好景不长,年长她22岁的丈夫第二年就去世了。此后,她度过几年旧式家庭的主妇生活。

1937年,日寇入侵,镇海抗日救国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在家族年轻人的带动下,她投身时代洪流,自发组织抗日宣传队,用自己的房子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难民,抢救伤员,支援前线。

此间,她与朱晓光从相识到相爱。1937年底,两人一起举家离开镇海,投奔晓光二哥曦光工作的新知书店,随着迁到抗战中心武汉。

1938年初,朱枫结识了新知书店经理徐雪寒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看到新知书店资金困难,就用变卖家产所得的500元资助了这家革命出版发行机构,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徐雪寒为三联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文革”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徐雪寒在1990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虽然看她满面风尘,像一个中年世俗妇女,但眉宇间有英秀之气,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她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下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是句门面话,实质上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这一点,她和我们都心中有数。对于我们这家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实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们在艰苦生活中坚持岗位工作的士气”。变卖钻戒资助革命

1938年秋,朱枫在湖南常德生下儿子朱明。安顿好家人后,于冬天抵达东南抗日重镇金华,重回新知书店工作。1939年秋天,随丈夫朱晓光进入皖南,在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朱枫在随军书店工作了一年多,当时她除了管门市外,也向野外上大课的学员们供应书刊,并旁听讲课。

根据原新四军教导队的一位学员回忆:“朱枫同志在那个小山村近一年多时间里,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吃的是和战士们一样的大锅饭,睡的是一块大门板,住的是店堂透顶(皖南民房天井在屋子中央)边上的一角。她完全有条件改善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但她却不顾这些,平静而愉快地工作着,充分地表现出她是一个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她还帮助一些新四军战士,代寄书信、转送包裹,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后来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朱枫在皖南事变前就撤离了,转到别的工作岗位。

在随军书店工作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朱枫多次捐款资助革命。其中1939年夏天,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捐资800元,解决了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还出资购买衣服蚊帐送给“台少团”。一次新四军军医处组织捐款,当时军医处的津贴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而朱枫一次就捐了200元。1940年秋奉命撤离后,与朱曦光同去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采购印刷物资,因资金不足,朱枫变卖了母亲送她的钻戒,得款3000余元。购买了急需的印刷用品,并亲自押运走海路,绕道香港等地再从水路转运至桂林,有力地支持了党的出版事业。

陈修良母亲的家是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站,朱枫看到房子里没有什么家具,会引起警察的怀疑,她二话不说立即自己掏钱买回一些桌椅,找来一些字画等装饰起来。以至时任对台工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也忍不住说:“不能再让朱大姐拿钱出来了,她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三入集中营,助夫越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随新四军部队突围的朱晓光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朱枫在桂林得到消息后,经党组织安排,通过当时在上饶第三战区粮食委员会任职的孙晓村,疏通关系,化名周爱梅,于夏秋间三次乔装探监并设法营救。

朱晓光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941年8月,朱晓光在上饶集中营还不到半年,但已经被折磨得浑身伤病,长满疥疮,气息奄奄。

朱枫第一次到集中营时,先给朱晓光带来了一些钱和毛背心。看到他缺医少药,特别需要治疗回归热和虐疾等病的特效药时,又从外地购买了药品。

一个月后,她又第二次到上饶集中营探访,带来了一大瓶1000粒装的奎宁和一些散装的“606”针药等急需药品。因当天没有赶上去衡阳的火车,第二天又再次到医护所看望朱晓光。特务头子看到“周小姐”穿戴打扮不俗,有钱又有来头,就安排他们两人单独见面,要朱枫劝说朱晓光投靠国民党,这样就使两人有了单独见面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悄悄地相互安慰,互相鼓励,决心争取新的希望。后来,朱晓光用朱枫送来的药品,治好了病。恢复健康后,她把多余的药给了特务头子,让他发了一些财,使其放松了警惕,促成朱晓光能够越狱成功。

1944年10月,朱枫在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的同丰商行工作。由于被敌特份子混进,不久,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很多同志被捕,被关押在日军沪西宪兵队的牢房里。朱枫经受住了严酷刑审的考验。由于朱枫没有暴露,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她为了获取被日寇封存的同丰商行账册和现金,经过周密计划,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冒险爬进同丰商行的气窗,找到被查封的现金、支票。后来,她用这些钱救济出狱战友,疏散同志。

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春经徐雪寒和史永的介绍,朱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朱枫烈士纪念文集》中,程秉文有这样一段回忆:“1947年左右,我因商务关系,到上海去了几趟,就这样跟朱枫同志认识了。当时她为了工作需要,以一种上层社会妇女的打扮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穿着一身黑旗袍,梳着一头披肩短发,给人一种既端庄持重,又不失大家闺秀出身的神韵……吃过晚饭,她请我到她家去坐坐。路上,她说她跟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住在一起,她的妹妹在一个高级特务机关工作。进了她的住处,看到不少身着戎装的国民党将校军官在大厅里,我不禁由衷地佩服她的勇敢,真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在她家里,我看到了她写的书法条幅和画的翠竹丹青。笔墨洒处,犹见精神。”

1944年至1948年秋,朱枫在上海工作期间,度过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特务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在与这些魔鬼交往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朱枫沉着应对,为了党的事业,把生命置之度外。

很多同志在回忆朱枫这段工作的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说:“那真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啊”。同志们的“朱大姐”

在《朱枫烈士纪念文集》中,有很多战友都对朱枫认真工作、关爱同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形象。

曾在上海新知书店属下的同丰商行工作过的离休干部徐波回忆,“我是在1944年底被捕,不久被保释出来;走出日本人的监狱时,身无分文,朱大姐得知后,把银行支票上仅有的7元钱,全部给了我,使我度过了等待去解放区的30多天日子。”

解放后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长的汤季宏回忆说:“1948年1月我刚刚被营救出狱,但处境仍然危险,组织上分析有可能再次被捕,就决定让我转移去香港,领导把护送的任务交给了朱枫。送行那天,黄浦江上寒风凛冽,气温很低,朱枫送我上了去香港的船。由于是统舱席子铺,朱枫看到我这位小弟弟衣衫单薄,在刺骨寒冷的阵阵江风中冻得发抖,就悄悄地走进女厕所,脱下自己身上的厚毛衣,一定要我穿上。现在这件毛衣也一直保存着,成了朱枫留下的珍贵遗物。”

冒死潜伏台湾

1948年秋,朱枫调入中共华东局在香港设立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在《朱枫传》的年鉴中写着:“1949年年中,接受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任务,积极准备秘密赴台。”但当时,朱枫在给一些亲人的信件上没有暴露去台湾的计划。1949年9月底,朱枫写信告诉丈夫:“亲友邀请去台湾,是完全不能考虑的”。而在10月初,却不加考虑地决定去台湾,也使亲人很难理解。同年10月25日,她在寄给朱晓光的照片背面题词:“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1月25日,她离开香港,在送行的人群中,只有梁万程这位上海时期就是地下党的老朋友知道她去台湾,而其他人都以为她回上海了。送行的人中有一位叫林如云的同志,她在几十年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临别之际,她微笑着,有点激动,我只以为她怀着回沪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却没有理解这是一个深入虎穴,冒死出征的战士的壮烈情怀。”

轮船经过两天航行,也就是1949年11月27日,抵达台湾基隆,她的女儿阿菊和女婿王朴坐着警务机关的吉普车从台北到码头迎接。虽然阿菊并非朱枫亲生,但母女关系一直很好,前夫去世后身为继母的她,将亡夫所留下的财产分割成四份,分别给了前夫和原配夫人留下的四个孩子。阿菊最小,当时只有16岁,朱枫很照顾她,还把她介绍进入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学习,后进入国民党警务机关工作。

根据在香港时的商定,朱枫到台湾后要联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从小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红军,是唯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人士。他在延安期间任反帝联盟主席,是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

朱枫要联系的另一个人就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这是一位能文能武,曾受蒋介石赏识,并在非常时期委以要职的智囊人物。抗战胜利后,吴石将军对蒋介石集团独裁本质有所认识,与一些国民党著名民主人士一起加入了民联。1949年初,吴石开始直接向我地下党提供军事情报,同年6月,吴石赴台临行前,又去香港同地下党联络,还送去两份重要情报,并安排了赴台后的工作联系方法。

朱枫通过几次走访,从吴石将军处获得了已经准备好的情报。这些情报中有国民党军队各大队的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数量,某司令部等几个主要军事机关的长官名册,一些军、师部队的枪械数量表册,还有区域军事势态图等等。朱枫把情报交给蔡孝乾,再通过台湾地下党的秘密渠道送回大陆。

逃离虎穴又进狼窝

经过一段紧张工作,就在朱枫这个特派交通员的任务已经完成准备返回时,突发事件出现了,先是台工委的副书记被捕,而后蔡孝乾也在1950年1月29日被捕。朱枫在同年1月14日写给爱人和女儿的信中说:“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但朱枫没有能离开台湾,虽然蔡孝乾在被捕前已经向朱枫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朱枫也在吴石将军的帮助下乘军用飞机于2月4日到达舟山。

但当时的舟山,是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解放的一个重要军事目标。国民党军队已经从6万人增加到12万人,舟山本岛的定海几乎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军营。为了防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军队还在海上实行了封锁,朱枫虽然逃离了虎穴但又进了狼窝。

蔡孝乾被捕后不久就叛变了,敌人用朱枫留给蔡孝乾的电话号码打通了阿菊家的电话,获得了朱枫乘军用飞机离开台湾已经到达舟山的消息。台湾的保密局就紧急行动起来,在舟山撒下大网。朱枫转移到沈家门后,在当时规模最大的存济医院里躲藏。她每天清晨不论天气再寒冷,都要到江边的码头打听有没有渡海的民船,但得到的结果都是失望。

本因回家过春节的朱枫,随着敌人大网的收紧,于1950年2月18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的早晨被捕了,当即被押解到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2月26日夜里,朱枫知道营救无望,决心以死相拼,用身上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吞金自尽。第二天清晨,特务发现了生命垂危的朱枫,立即进行抢救,台湾的毛人凤深知朱枫的价值,急忙调来一架飞机把朱枫押至台湾,强制灌泻药排出金块。

朱枫身体稍有恢复,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们用尽办法,迫使朱枫投降。但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出身富家,生活优越的才女比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蔡孝乾的骨头还要硬。当年负责抓人的国民党保密局谷正文少将,有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有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之处……”

国民党当局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另有四位将军担任审判官,1950年6月10下午4时秘密开庭,宣判了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的死刑。

红色小楼今成纪念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主管部门对朱枫烈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1983年4月作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结论指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1951年7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给朱枫同志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这是朱枫同志为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明证。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

朱枫的家乡镇海人民也一直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1984年,朱枫的老同学、老战友陈修良到镇海参观朱家花园,登上了在学生时代就与朱枫一起住过的小楼。据当时陪同的县党史办负责人介绍,陈修良看到朱枫烈士在青少年生活过的旧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就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重视和宣传烈士,要保留遗址,朱枫烈士对下一代的教育很有意义。”后来,镇海中学在扩建校园拆除朱家花园时,保留了憩园一角,建立了朱枫纪念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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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伟高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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