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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困斋:为上海解放而献身
http://www.zhxww.net 2005-8-18 16:12:47 点击:[] 镇海英烈传

    张困斋(1914~1949),又名人杰,自号昆者,小港衙前村康乐桥人。“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赴无锡参加抗日游击队,负责编印《江南》刊物,一年后返回上海。抗战胜利后,奉命在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任经理,掩护党的机关,同时领导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多次出色完成收发报任务。1949年3月,因秘密电台被敌人发现而被捕入狱,备受酷刑,终不泄密,还向看守人员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5月7日,在浦东戚家庙被杀害。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这是上海民众向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次大示威,唤起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洪流中去。少年张困斋就是目睹了“五卅惨案”,而从宁静的书斋中被撼醒并逐步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从一个热血少年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的。他历经上海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江南游击区艰苦的武装斗争,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敌人抓捕的危险,从事地下通讯工作。最后,敌人的酷刑折断了他的腿骨,摧残了他的身体,夺去他的生命,但没能动摇他忠于革命、忠于共产党的坚强意志,夺不走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从热血少年成长为革命青年

张困斋幼年随父母到上海,在市北中学附属小学读书。1925年5月30日,张困斋和兄长张承宗在南京路上由西藏路向东行走,见从外滩方向朝西走来一支工人学生游行队伍,约万余人,挥舞着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兄弟俩站在老闸巡捕房西侧的宝成银楼门口,亲眼看见英国巡捕开枪残杀工人学生,打死13人,重伤15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1岁的张困斋顿时热血沸腾,奔回家中激动地向家人诉说。全家凑了钱,他买了面包饼干,到老闸巡捕房,从后门进去慰问被拘留的爱国青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把他从优裕的生活、宁静的书斋中撼醒,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从此他立下少年志,要与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

由于父亲壮年病逝,家境渐衰,1926年,张困斋随母迁回家乡,就读于镇海县立中学堂(今镇海中学)。当时镇海也掀起革命风潮,柔石(赵平复)在校中任教务主任,张困斋受其熏陶,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启蒙教育,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切磋学习。他喜爱阅读文艺书籍,从古典文学到进步的翻译小说,手不释卷。当他看到社会上贫富悬殊,每遇有钱有势者以强欺弱,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志士的风波立即扩及宁波、镇海。县立小学校长胡焦琴被害,张困斋的表兄是共产党员,在该校当教师,也遭逮捕,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同时也领悟到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少年张困斋思想上已有了为革命而牺牲一切的准备。

1929年,张困斋初中毕业,考入宁波工业学校,读了一年高中课程,1930年辍学从家乡到上海,就业于辛泰银行,从练习生做起,逐渐升迁为营业股办事员。1932年“一·二八”日本悍然进攻上海,各界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张困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亲友中征集捐款,买慰问品,写慰问信,慰劳前线将士。他与银行界同事一起,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他还和几位爱国青年一起凑钱,编辑出版半月刊《石榴》,寓意为开红花,结红子,象征拥护共产党。张困斋积极写稿,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但《石榴》只出版了4期,就被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

 

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入党

为了早日找到共产党组织,1933年,张困斋多处活动。他在量才补习学校读夜校时,认识了一位姓洪的同学,是中国征信所职员,两人逐渐熟悉起来。1934年老洪带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传单,还有《红色中华报》、《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张困斋和同事好友如获至宝,互相传阅,这时,张困斋参加了“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武装自卫会”的活动。

1934年,张困斋和镇海北大街胡亨房家的胡梅卿女士在上海结婚,夫妻情意甚笃。不久,胡梅卿回乡探亲,突染时疫病故,张困斋赶回镇海,痛不欲生。后来别人劝他再找对象,他坚决拒绝,并说要等革命胜利了再谈婚事,便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35年4月,在老洪朋友胡嘉的介绍下,张困斋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加入革命组织。

此时正值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张困斋积极参加活动,并和部分银行职员组织成立“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发表宣言,印传单,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张困斋所参加的“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作为发起单位参加,并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队,包括金融界、银行、钱庄、保险业的职员,张困斋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员。每当学习时事和讨论理论问题时,他认真严肃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感动了参加讨论的成员,而平时对友交往中,他态度谦和,言词恳切,给人以亲切诚朴的印象。1935~1937年之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的多次示威游行中,张困斋总是担任联络和纠察队长,在银钱业大队前面开路,领呼口号,一次在游行队伍解散时,还挨过国民党警察的殴打。

这些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反动真面目,鼓动和教育了群众。但是这些活动还是停留在小范围,而没有切实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广泛性不够,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为了团结更多的银钱界职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需要利用合法条件,以多种形式启发群众爱国抗日。1936年6月,由张承宗、邵君美、韩宏绰、梁廷锦、张困斋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在筹建阶段,张困斋到一家家银行、钱庄找熟人谈话,宣传联谊会的宗旨,使大家乐于参加。10月4日,“银联”正式成立,有会员440人,还有爱国的银钱界上层人士参加,成为上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群众团体。“银联”设立了学术、娱乐、体育、出版等部,仅娱乐一项就有京剧、话剧、音乐、歌咏、口琴等多种形式。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银联”组织了“战时服务区”,张困斋是负责人之一,负责举办战时救护常识训练班,带领百人歌咏队,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演唱,激励群众奋起抗日,还到难民收容所做宣传教育工作,教难童识字,唱抗日歌曲。

1937年10月17日,张困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他宣誓: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我愿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此后,张困斋更深入地到银行、钱庄基层,针对不同人的性格特点,做个别谈话,进行宣传教育。他那带有浓厚宁波乡音,同志们听来特别亲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介绍了梁廷锦、戴湘生、舒自清、叶景灏、何广仁、顾洛毅、袁绮祥、夏寿祺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9年,“银联”已有会员7000到10000人,其中党员上百人,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党支部。

为了迎接将来更艰巨的工作,张困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拉弹簧、举哑铃、晒日光浴、洗冷水澡。

在江南游击区的艰苦斗争

1939年2月,张困斋由党组织委派去无锡梅村,参加江南游击区工作。他化名秦国维,被分配到一支名为“江浙游击军”的部队,担任政训处的秘书。该部队的司令邓本殷是一个旧军官,部队成员十分复杂,有散兵游勇,有地方帮会,但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一些政工人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兼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既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又要对陌生的、成份复杂的战士做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张困斋是一个皮肤白皙、相貌英俊、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这项任务,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但他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机智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4月份参谋长调走,新来的参谋长思想反动,公开扬言要撤消政治指导员,改组政训处。张困斋不避危险,艰难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他随时保持警惕,防止意外,更不轻举妄动,以免中敌圈套。正当该部队有被新参谋长拉走的危险时刻,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老六团开进无锡,并和梅光迪、何克希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很快解除了邓本殷部队的武装,对官兵分别情况作了处理。

张困斋被分配在“江抗”部队,经阳澄湖东进。不久,“江抗”奉命西撤丹阳,苏南沪宁路东地区工作全部转入地下。张困斋当时疟疾发作,中共东路工委派他到苏州阳澄湖边的太平桥地区,接任东路特委的机关刊物《江南》半月刊的主编。他和编辑组的三、四位同志白天在村里的土地庙办事,晚上分头住宿在农民家里。他们日夜操劳,编辑出版了《江南》第5至9期,每期20余页,16开本,内容有:特委负责同志的文章,提出当时的中心工作;时事分析,国内外重要新闻;工作通讯,论述;文艺随笔等。《江南》经常报道江南老百姓在敌伪残酷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激励战士勇敢地打击敌人,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江南》每期发行量不断增加,深受广大军民读者的喜爱。

1939年冬,太平桥地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部叛变,并大肆捕杀我民运干部。中共东路特委机关撤离太平桥,《江南》暂时停刊。此时张困斋的健康情况很差,浑身虚肿,痔疮疟疾并发,行路也很困难,无法随机关撤离,党组织决定把他调回上海。一个漆黑的深夜,张困斋回到上海家中,他衣衫褴褛,长须披发,病魔缠身,但他休养期间仍坚持工作。

 

为上海解放献出生命

当时的上海正处在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地下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党组织分配张困斋联系金融界钱兑业支部的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战后上海的钱兑业》一文,刊印在地下党组织于1941年出版的《战后上海的金融》一书中。年底他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调查研究敌伪粮食市场,写出了专题报告。1945年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制了《上海市工商金融名人录》。这些都为新四军进入上海提供资料。为了在日本报刊上收集信息和便于顺利通过日本兵岗哨,他自学日语,常发奋学习至深夜;为及时了解苏联卫国战争战况,同时又学俄语,刻苦认真地对着镜子练习卷舌音的发音;学会了俄日两种常用口语,他就到处奔走,为支援新四军采购物资。为节约开支,经常连几分钱的电车也舍不得乘,脚底走起了泡,还咬牙坚持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地下党为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作准备。张困斋兴奋地印制传单、写标语,还准备把“欢迎刘长胜当市长”的传单亲自在大新公司楼上散发。但是形势突变,中共中央于8月21日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继续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当时,中共上海市委要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张困斋就专门负责设立秘密机关,在乍浦路123号开设“联合西服号”,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并担任经理,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张承宗、吴学谦、李琦涛、浦作等人常来店中活动。之后不久,原来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直接领导的市委秘密电台,也由张困斋领导。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与中央通讯联系的机要工作,责任重大,任务十分繁重。张困斋为了熟悉业务,自己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准备必要时担负起电台工作。

1948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线逼近长江,中央与上海市委来往电文日益增多,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也随之加重。张困斋的身体渐渐不支,经常气喘难寝,根本没有时间就医。每当夜阑人静,从他卧室里传来阵阵剧咳,直到天明,但他次日照常工作。市委领导问张困斋,收发报时间延长,容易被敌人察觉,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坚决说:“不要不要,我们能够完全任务。”他向秦鸿钧传达,秦回答:“用别的电台,他们不也是有危险吗?”两人紧握双手,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

1949年3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用仪器测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鸿钧的家。秦发出最后一串电波后,将机器藏匿,翻身从阁楼爬上屋顶,想趁天黑突围,可惜正值阴雨,屋顶瓦片上又长了青苔,脚底一滑跌了下来,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捕获。3月19日下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正想敲秦家大门时,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两边特务挟住不得脱身,也遭逮捕。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老虎櫈把他的腿折断,灌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拔手指甲使他连心疼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秘密,为了让同志们安全转移赢得时间,保护党的领导机关不受损失,保证地下党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不受影响,他宁愿自己承受痛苦和牺牲,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党的事业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1949年5月7日晚,国民党特务将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同志押赴浦东戚家庙残酷杀害。临刑前烈士们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这时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逼近上海,敌人将烈士遗体推入壕内草草掩埋。仅仅18天之后,上海解放了。张困斋11岁起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而他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

1949年8月28日,上海市委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李白、秦鸿钧三烈士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作者: 编辑:林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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